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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风华 文化大家——怀念杨绛先生

党建锋


   2016年5月25日凌晨,105岁的杨绛先生洗尽一世尘垢,平静安详地“回家”了。她终于能见到在天堂守候的丈夫钱钟书和女儿钱瑗,他们仨团聚了。
   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一样,都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大家;她的为人和为文,都深深影响着像我这样的后学末进。斯人已逝,但她对文化的坚定信仰和以身践行、对人性的信赖与温暖情怀、对文化操守的坚守如一和对亲人浓浓的爱,一直都是留给我们的丰厚文化遗产。

   对文化的坚定信仰和以身践行
   记得刚接触杨绛先生名字是在上学时读名著《堂吉诃德》时,她是那本书的译者。据说作品译成出版后,当时的国家主席邓小平曾把它作为国礼献给西班牙国王。再以后就陆续阅读到先生的《杂忆与杂写》《干校六记》《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以及先生以近百岁高龄翻译的《斐多篇》和描述她传奇人生经历的《百年风华——杨绛传》等。杨绛先生对民族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对文化操守的坚持,始终贯注在她的人生经历和作品表述中。
   她在《干校六记》中记叙了作者本人和丈夫钱钟书等在那段非常岁月里的经历。文风质朴自然,不矫饰夸张、不怨天尤人,抱着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对降临于自己和家人头上的灾难与不幸,不躲不避,用柔弱的肩膀去担当。文革时钱钟书先生被贴大字报,杨绛先生就在大字报角落上再贴小字报替丈夫辩驳。她因此被批斗,但即使是在那种令普通人胆寒的批斗场合,她依然跺脚气愤反驳“就不是事实”,其铮铮铁骨可见一斑。
   杨绛先生因英国文学课讲义也被批斗,她被罚打扫女厕所,还被剃阴阳头,所有磨难都没能打倒她。先生自制洗刷用具,把脏兮兮的女厕打扫得光可鉴人,并利用休息时间在厕所偷偷读书。她被剃阴阳头的当晚就连夜赶制了一顶便帽,第二天戴着帽子照样和丈夫钱钟书相携去菜场买菜……时隔多年,当被问起如何能挺过那段艰难岁月时,百岁老人杨绛先生平静地说,“到‘文化大革命’,支撑我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对文化的信仰,使我得以面对焚书坑儒悲剧的不时发生,忍受抄家、批斗、羞辱、剃阴阳头……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我绝对不相信,我们传承几千年的宝贵文化会被暴力全部摧毁于一旦,我们这个曾创造如此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会泯灭人性,就此沉沦。”而她的这种信念,从年轻时和丈夫一起留学英伦、法国,到经历抗战时期、解放时期、建国初期一直到耄耋之年,从未改变。
   年轻时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留学法国巴黎之际,眼看祖国正遭受日寇蹂躏、战火蔓延,他们夫妻自愿中断学业,摈弃一切匆匆踏上归国征程。先生在《我们仨》中写道,“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我们都急要回国了……那是一九三八年的八月间。”回国后在沦陷区上海杨绛家一度生存艰难,家庭屡遭变故,但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即使再难,也坚决不为日伪政权服务。有一次在沦陷地上海的公车上,杨绛先生遭遇日本宪兵盘查,她当即气得大骂“岂有此理”。同时因她与丈夫钱钟书的文化影响力而被日本人找上家门,她急中生智,保护好丈夫的手稿并从后门溜之大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钱杨夫妇曾受到母校牛津大学、香港大学等来函高薪聘请,但他们依然选择留在祖国。杨绛先生曾说,“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也许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文字,爱祖国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杨绛先生还说,“(留在祖国)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

   对人性的信赖与温暖书写
  解放时期和建国初期,她尽己所能地帮助自己家的老保姆、一视同仁地看待周围骑三轮送货的老王师傅等普通百姓。老保姆年轻时因小妾身份没少遭正房欺凌。晚年辛勤帮佣劳作,攒点钱也被家里人“惦记”。杨绛先生就帮老保姆去存款并把存折妥善保管。而在“文革”时期,别人怂恿老保姆写杨绛先生的大字报,老保姆却说,写别的太太都可以,就这个太太不能写。当杨绛被剃阴阳头时,老保姆还安慰她,“到这时候,你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不过,还是好人多呢。”平时给周围邻居送货的老王师傅是回民,解放初期错过了入合作社的大好机会,只能一个人单干,生活很苦。杨绛先生尽可能地帮助他。老王师傅去世前还给杨绛先生送去大鸡蛋和香油,而她却不曾料到第二天老王就去世了。杨绛先生在《老王》那篇文章末尾写到,“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杨绛先生曾说过,“我生平做过各种职业,家庭教师、代课先生、中学教员、小学教员、灶下婢(大家庭儿媳妇也是一项)、大学教授、研究员。经验只有一条,我永远在群众中。”先生对人性的信赖、对人与人之间温暖情怀、良善感恩情感的书写和表达,从小时候受人爱戴的劳神父、到父母姊妹等亲人一直到令人落泪的“我们仨”一家人,以及生活中的周围群众,众多人物在她笔下都充满着温暖的人性光辉和东方文化下人与人之间信赖帮助、善良友睦与谦恭礼让。

   对文化操守的坚守如一
   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一样,一辈子淡漠名利,埋首兢兢业业做学问、精深钻研著书立说。他们夫妻一生抱持着一致的文化信仰和文化操守,俩人相携度过了很多难忘岁月。
   抗战时期和解放初期生活困苦,杨绛先生一度甘当“灶下婢”,衷心辅助钱钟书先生充分发挥出他的潜力与才华。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两位先生生活和工作都受到很大冲击,他们不畏不惧、不躲不避,不管你东西南北风,两位先生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文化良知与做人操守,从未迎合更不曾被击倒。那段非常时期下杨绛先生的态度,可以从她那篇著名文章《隐身衣》中略窥一二。两位先生只想像穿着“隐身衣”那样安静做学问,不想被迫参与那些疯狂而毫无意义的各类运动。但先生又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求避世自安的人。1980年代,国家拨乱反正初期,杨绛先生就秉笔直书、直抒胸臆写出了《干校六记》《洗澡》等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纪实散文与文艺作品,从文化角度率先反思那段非常岁月——希望我们民族牢记前车之鉴,不要再出现那种自我毁灭民族文化与戕害美好人性的可怕勾当。
   一九九七年早春,女儿钱瑗不幸病逝;一九九八年岁末,丈夫钱钟书先生不幸病逝。两位亲人的先后离世,对当时已近晚年的杨绛先生的精神打击非常巨大。杨绛先生痛苦而又坚韧地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杨绛先生把女儿在住院期间想要完成的题目“我们仨”捡起来,从女儿的视角进行书写,以寄托对两位挚爱亲人的无尽哀思。《我们仨》出版后感动海内外,包括我在内的无数读者都被杨绛先生对亲人深沉无私的爱和无比坚韧的精神所深深感染。接着杨绛先生又以接近百岁高龄出版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对自我人生和普世人生价值与意义进行认真反思。她在书中写道,“人虽然渺小,人生虽然短促,但是人能学,人能修身,人能自我完善。人的可贵在人自身……良心出自人的本性,除非自欺欺人,良心是压不灭的……一辈子锻炼灵魂的人,对自己的信念,必老而弥坚。”杨绛先生是这样思考和书写,更是如此一生力行不怠的。
  除了通过写作寄托哀思、安妥自我灵魂,杨绛先生更重要的工作,是整理丈夫钱钟书的手稿和中外文笔记等驳杂文献资料。钱钟书先生作为一代文化昆仑,他去世后留下的笔记手稿多达好几麻袋七万余页。经杨绛先生数十年耐心整理完善,最终出版了《钱钟书全集》和《钱钟书手稿集》等著作,为我国文化事业再添重量级砝码。而杨绛先生自己也在103岁高龄时亲自审校出版了9卷本的《杨绛全集》,她的选稿宗旨其中一条就是“文章扬人之恶的尽数删除。”编选原则处处可见一位期颐老人对史对事更多体谅和尊重,为人为文更多向善和向美。正如先生所言,“至少勿要害人。”
   杨绛先生去世前,已把她和钱钟书先生的所有作品稿费及版税等数千万元捐献给了母校清华大学,并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她去世后的遗嘱亦交代把家里一切文物字画、手稿文献等无偿捐献给国家,并专门叮嘱不办丧事、不收花圈、不留骨灰,一切从简等。杨绛先生一生无官无位,在文化领域笔耕不缀、成就斐然,终成文化大家;先生性格温婉亲切,一生做人为文质朴自然、淡泊宁静同时又具备守护内心信仰和文化操守的铮铮傲骨。
  杨绛先生非常喜爱的19世纪英国诗人蓝德(W.S.Landor)的那首小诗,也许正是先生一生文化耕耘和文化操守的生动写照,“我和谁也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文化益世,情怀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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